回顾历史，纪念先贤，开拓视野，启迪后人，传承“牦牛精神”，希望通过展现旧报纸里西北高原所的历史时光，借助珍贵的历史资料、新闻报道，再现我所成立、发展的历史风云，力图在真实的时代背景下，展现西北高原所的发展、传承、求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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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24日　人民日报　第六版

 

可可西里交响诗

本报记者　何聪　姜峰　王梅　王锦涛 

　　序曲骤鸣——
　　藏羚羊告急，先行者用生命和热血与盗猎者较量 

　　4768米，昆仑山口。

　　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前，不少途经青藏公路的行人停车驻足于此，更不乏脱帽默立者。

　　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身影：每每从保护站长期蹲点值守或深入可可西里巡山巡线归来，35岁的秋培扎西常仰视着雕像，觉得对舅舅的在天之灵又有了一个交代。

　　“人们了解可可西里，往往始于藏羚羊保护者们在这片万里无人区与盗猎分子殊死较量的故事。”秋培扎西语出铿锵。

　　“可可西里”是蒙古语，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意为“美丽的少女”。

　　这位少女“待字闺中”，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是全国较大的无人区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保持原始状态最完整的处女地，在这里踏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有可能是人类的第一个足迹。

　　从山口下昆仑，继续向西南车行，广袤平坦的大地顿时呈现在记者眼前。沿途，巍峨的冰川、蜿蜒的河流，勾画出一幅苍凉、博大、雄浑、奇特的高原画卷。

　　突然，“羊！”

　　顺着司机的指示，就在青藏公路西侧不到1公里处，七八只“高原精灵”的出现，打破了画卷的静谧：

　　那是几只母藏羚羊带着今年刚刚出生的小羊羔们，正在一处水洼旁悠闲地觅食；不时有路过的游人停下车远远拍照，人与羊互行“注目礼”，好不惬意。

　　在有着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之称的可可西里，分布数量最多的野生动物便是藏羚羊，它们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车行青藏公路沿途，作为访客的记者多次与“主人们”近距离邂逅。“这在可可西里保护之初，是不可想象的。”秋培扎西感叹道。

　　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藏羚羊身上被称作“沙图什”、被世界纺织业认定为“纤维之王”的藏羚羊绒，给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带来了杀身之祸：

　　仅重100克的一条沙图什披肩，在南亚、中亚和欧美国家市场的售价竟达到了5万美元。受到高额利润驱使，不法分子盗猎藏羚羊的行径愈演愈烈，最猖獗时藏羚羊种群数量锐减到不足2万只，这也使可可西里脆弱的高寒荒漠和高原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生灵哀婉、高原悲号之际，有人挺身而出：

　　1992年，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组织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并担任西部工委书记。这个特殊的机构，从成立第一天起，使命就是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资源，就是反盗猎。

　　而悲壮的经历，为先行者永久刻印下“英雄”的注脚：

　　两年后，可可西里最寒冷的季节，先后带队12次深入无人区的索南达杰，在押运盗猎者途中遭到偷袭和反扑，壮烈牺牲。5天后，当增援人员找到英雄的遗体时，索南达杰还保持着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的姿态，已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冻成一尊雪域上不屈的冰雕……

　　噩耗传来，高原动容：

　　“索南达杰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英雄的牺牲，反而激发了更多民间志愿者投身到反盗猎一线，“那是1995年9月10日”，时年33岁的牧民彭措对记者讲述了那段过往，这一天他义无反顾、自愿报名加入到重建的西部工委，与被后人称为“野牦牛队”的队员们选择踏上万里无人区，多次与盗猎分子以命相搏。

　　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更时时牵动着国家、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心：同期，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设立，“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最近又整合组建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下昆仑山口沿青藏公路车行40公里、来到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管理处主任布周指着地图介绍说，“北以昆仑山为界、西与西藏自治区为邻、西北与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接壤、南以唐古拉山乡界为界、东至青藏公路109国道，保护区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严禁人员车辆非法进入保护区，索南达杰、五道梁、不冻泉、沱沱河、卓乃湖等保护站分布其中。”

　　不冻泉，这个美丽的地名，得自于63年前青藏公路首拓者慕生忠将军的诗意之笔；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作为可可西里设立的第一座保护站，继续在历史上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

　　“所谓保护站，最初就是两顶简陋帐篷，保护人员昼夜轮守，严查来往车辆”，布周告诉记者，不冻泉是进入可可西里的“咽喉”，“立竿见影的是，在这座保护站设立的第二天，就破获了一桩大案，当时一辆大卡车飞驰而来，车上带有血迹的尿素袋，引起了保护站的注意，经过仔细盘查，发现袋子里装的是藏羚羊的皮子，总共88张，全部被缴获。”

　　除了严查死守，深入无人区巡山、主动打击遏制震慑盗猎行为更是保护区设立之初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主要职责。

　　“一年集中巡山多次，5到7人一组，夏季冰雪融化，可可西里俨然没有尽头的沼泽地，巡山的车辆随时会陷入泥淖，寸步难行，遇大河挡道，为减轻负重，要下水把车上所有的辎重扛过河；到了冬季，天寒地冻，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40%，遭遇冰河，队员们只能刨冰垫石，手脚都浸在刺骨的冰水里”，对巡山队老队员、现在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赵新录来说，不通路也就罢了，不通信号、与世隔绝才要命，“这巡山途中，杳无人烟，队员们只能与鹰隼对歌，饿了啃一口干饼子，渴了喝一口冷水，一趟下来最少也要跑20多天，而最艰难的一次，是整整48天！”

　　这是逼近人体极限的48天：

　　离开青藏公路向可可西里腹地挺进，玉珠峰白雪皑皑，楚玛尔河静静地流淌在可可西里宽阔的胸膛上。再往前，昆仑山冷峻威严，布喀达坂峰就在眼前。“海拔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保护区核心区海拔已至5000多米，气温也降到了零下40多摄氏度”，赵新录说，白天巡山，夜里露营，帐篷难抵风寒，巡山队员们只能蜷缩在吉普车里等待黎明，“寒夜漫漫，冻得睡不着，又舍不得开暖气，就围着车转圈跑步，暖和点了，再上车挤在一起，几十天下来，个个蓬头垢面、形容憔悴，如同野人。”

　　然而，人的身体有极限，盗猎分子的贪欲却无止境。

　　“踏雪三追盗猎团伙”是保护区巡山队老队长罗彦海最传奇也最难忘的经历。

　　“2003年4月，我们得到消息，一个盗猎团伙经阿尔金山潜入可可西里，位置在布喀达坂峰一带”，罗彦海立即带队员赶赴现场，“由于大雪封山，无法深入，局领导命令取消这次任务，但我们实在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便沿着山峰下河边来回巡视，结果两行车辙印让盗猎分子露出了马脚。我们一路追踪终于发现了藏匿着4个盗猎分子的两顶帐篷，缴获了枪支弹药，还从一个人身上搜出了一个包裹严密的塑料袋。”

　　恰恰是在这个塑料袋里，罗彦海发现了一封信，根据信的内容和写信时间，他判断出定有另一股盗猎团伙正在可可西里作案，“第二天，我带着队员马不停蹄地向可可西里深处开始第二次追击。”

　　经过一周的追捕，在青新交界处，罗彦海和队员们抓获了4个手持武器、妄图弃车逃跑的盗猎分子。但是，这4人中并没有信中提到的关键人物。

　　“难道，前方还有更猖狂的盗猎分子在作案？”罗彦海立即决定，留下两个队员控制罪犯，其余5人继续追击。

　　第三次追击见到的场景，令罗彦海不忍目睹：在一片避风的地方，发现了盗猎分子驻扎的帐篷，帐篷外藏羚羊尸横遍野，刚刚剥下的皮子到处都是，帐篷前的一条河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我和队员们怒吼着，冲上去一举抓获了这些残忍的暴徒”，三次追击，整个破案过程历时46天，共收缴1000多张藏羚羊皮、4000多发子弹，将这多股盗猎团伙一网打尽，极大震慑了盗猎分子的嚣张气焰。

　　生命，需要用生命去守护。据统计，可可西里保护区建立以来，平均每年主力巡山队完成大规模巡山15次、各保护站完成巡线巡护400余次。正是在一代代守护者们前赴后继的舍生忘死、坚决打击下，在政府、社会各方的不懈努力下，2006年以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再没有听到盗猎的枪声。

　　据监测统计，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目前已恢复到6万多只，较盗猎活动最猖獗时增加了4万多只。

　　如今的青藏公路沿线，随处可见藏羚羊、藏野驴、白唇鹿等野生动物采食、嬉戏的场景：截至目前，可可西里保护区共有哺乳动物31种、鸟类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7种，种群数量普遍稳步上升。

　　昆仑山口那座烈士纪念碑仍铮铮矗立，无数索南达杰们的故事迎风飘扬在高原大地，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沉：这是守护者的礼赞，这是生命的丰碑。

　　乐音相生——
　　坚守保护站，平凡的岗位，付出不凡的担当 

　　“来了，来了！行动！”

　　自打凌晨6点起床，孟可嘎拉就紧盯着实时监控视频，唯恐错失“目标”。这会儿早上8点刚出头，视频上就有了动静，他便毫不犹豫地发出指令。

　　5名工作人员立即冲出五道梁保护站，在青藏公路上设置起路卡，拦截过往车辆。不一会儿，两三百只“目标”在公路西侧的草原地平线上出现，之后更“大摇大摆”地在保护站工作人员的“护驾”下自西向东横穿公路。

　　原来，这并非一次“反盗猎抓捕计划”，而是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每年8月常见的为藏羚羊安全迁徙开展的“护航行动”。

　　一早，从索南达杰保护站继续向西南车行60公里，记者来到海拔4680米的五道梁保护站，它位于可可西里保护区东部边缘青藏线上。“在此选址，主要是因为这里毗邻一条藏羚羊大规模集中产仔和回迁的‘生命通道’”，作为五道梁保护站副站长，孟可嘎拉面对记者将自己形象地比喻为“藏羚羊交警”，“每年5月中旬，大批藏羚羊会向卓乃湖集中迁徙产仔，从东南方向西北方穿越青藏公路沿线，而到了8月，又会大规模回迁，这一时期做好临时交通管制，让藏羚羊群安全通过公路，保证在迁徙途中不受或减少人类的干扰，是我们保护站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藏羚羊可不认得什么“羊行横道”，五道梁保护站辖区公路沿线长达80余公里，“想从哪走就从哪走”，“想几时走就几时走”，怎么办？

　　“这不，我们装上了实时监控摄像头，随时查看羊群迁徙动向”，孟可嘎拉揉了揉泛红的眼睛，“一到迁徙季，大伙凌晨五六点就得起床，生怕羊群天一亮就有动静，盯着视频监控一盯一天，哪有动静，就去哪‘指挥交通’。”

　　作为蒙古族人，孟可嘎拉有着一副好歌喉。若不是其他人提醒，记者断然猜不到，这位身材精壮、面庞粗粝、皮肤晒成黑红色的蒙古汉子，今年才37岁，而并非看上去那般“历经沧桑”。

　　“你要是20岁出头就到保护站，一干十几年，也会像我一样，‘显老’”，孟可嘎拉出言直率、大大咧咧，最不爱跟人讲客套，这一身“行伍风”显然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

　　“初到保护站那会儿，反盗猎压力大啊，有一次进无人区巡山，我差点把命丢了”，他寥寥数语，听得记者却是惊心动魄，“晚上睡帐篷，结果跑来两只棕熊，我们赶紧把行李搬回车上，不得不在车里躲了一晚上，结果这么一折腾，我在高原上不幸感冒了，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呕吐，连续昏迷两天两夜。”

　　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可可西里道路难行，为了救孟可嘎拉的命，巡山队冒险翻越海拔6860米的布喀达坂峰，从新疆阿尔金山保护区绕道赶回了驻地医院。“后来据队员们讲，雪山上的雪和引擎盖一样高，大伙用铁锹挖雪，甚至用手挖雪，硬生生给我挖出了一条活路！”

　　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死考验，才锤炼出孟可嘎拉直爽而乐观的性格。这些年，盗猎活动得到极大遏制，但可可西里大规模集中巡山保护活动并未放松，保护站工作人员也经常被抽调参与巡山，而保护站日常管护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

　　“老兄现在更多干起了‘藏羚羊交警’，少了些冒险，适应吗？”记者笑着问。

　　“请问，你觉得哪个更难干？”爱开玩笑的孟可嘎拉出其不意，竟一把抢过记者的录音笔，有板有眼地“采访”起记者来。

　　“还是巡山更危险吧，当然，也更‘刺激’。”

　　他不再嬉笑，脸上现出严肃的神色，“巡山是‘刺激’，但什么时候，可可西里的大地上再也不用担心听到盗猎者的枪声，才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

　　而在保护站做“藏羚羊交警”，“确实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但却更考验人、磨练人，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近些年，可可西里再没有听到盗猎的枪声，随着保护救助工作的不断延伸，同样需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凡的担当。

　　记者从五道梁返回索南达杰保护站之时，地平线已是暮色低垂。青藏公路车流渐稀，偶有三两只藏羚羊、藏野驴出现在路旁，也是“呼亲唤友”，准备“日落而息”了。

　　此刻，被夕阳晒成古铜色的可可西里，尤显苍茫。而索南达杰保护站，却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

　　“噗噗……”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与“餐客们”打着招呼——原来，到了晚上喂奶的时间，而“餐客们”是7只嗷嗷待哺的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小藏羚羊。

　　“这都是今年夏天，我们从卓乃湖保护站救助过来的，它们有的是掉了队，有的是母羊被狼咬死了，最小的被发现时才几天大，一旦落了单，在高原上绝无生还的可能”，而龙周才加和保护站工作人员们则承担起救助野生动物的职责，“一日三餐，顿顿给小家伙们冲奶粉，等养到一岁大的时候，再野化放归。”

　　如今，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就落户在索南达杰保护站。据统计，中心截至目前已接纳和救护受伤、迷途、落单的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兔狲、猎隼、秃鹫、斑头雁等各类野生动物500余头（只），其中包括大小藏羚羊上百只，经救护治疗康复的野生动物被及时放归大自然。

　　给小家伙们喂完奶，龙周才加这才招呼记者一起吃晚饭：馒头、回锅肉、西红柿炒鸡蛋、黄瓜丝、醋熘白菜。

　　显然，因为记者的到来，保护站特地加了菜。“沾记者的光，我们也改善改善”，龙周才加笑言。

　　他爱笑。这位藏族汉子的一句口头禅是，“保护站苦，拉着脸过也是苦，笑着过也是苦，为啥不开心一点？”

　　这份苦，记者很快体验到了。正吃着，停电了，保护站一片漆黑。

　　原来，索南达杰保护站设站近20年，时至今日仍没有通电，只能靠太阳能供电，“外面支着的光伏板，就5000瓦容量，这么大个保护站，救护中心、办公区、监控设备，哪个不得用电，今天的用完了，等明天太阳出来吧”，龙周才加把手一摊。

　　电如此，水更紧张。“索南达杰保护站没有水源，得派人去20公里外的不冻泉保护站打水，一次打三大桶，省着点儿用，能撑个三四天，也就是用于做饭、洗脸刷牙，想洗澡？别逗了，哪有这条件！”

　　确实如此。当晚，记者夜宿索南达杰保护站办公室的沙发上。虽然时值8月，这里的夜间气温却已降至零下，办公室里烧着火炉，记者盖着厚棉被，凌晨仍被冻醒，还流起了鼻涕，赶忙将一件薄羽绒服套在身上，再盖上厚被，这才熬过了一晚——除非不怕感冒，这样的环境，哪个敢洗澡？

　　条件虽艰苦，索南达杰之夜却是极美：窗外，苍茫的可可西里大地被笼罩在一层黑色的幕布之下，幕布上繁星点缀，清晰地映现出城市里许久难见的北极星和北斗七星；偶尔有车辆驶过，车灯在漆黑的房间内闪烁而过，照亮了屋里一群有说有笑、互相吹牛的保护站工作人员们的面庞，显得格外动人。

　　也许你会觉得，可可西里是属于男人的世界。

　　不。

　　一群大声吹牛的大老爷们旁边，坐着一个瘦小、总习惯于倾听、不时微微一笑的女士。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迟雪。

　　第二天一早，记者站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门外，用冰冷的凉水刷牙时，迟雪已经到保护站一旁的小型展厅，准备为过往歇脚的行人，开始一天的可可西里义务讲解了。

　　她来自吉林通化，今年7月29日从兰州开始一个人骑行，目的地就是索南达杰保护站，到这里申请做志愿者，为保护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在展厅向过往的行人讲解可可西里保护的现状及意义。

　　“我从小就了解可可西里，并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特别渴望有生之年能够到这里，做些什么”，31岁的她如今让梦想开了花。

　　20年来，像迟雪一样的志愿者有很多。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通过开展“可可西里生态环保志愿者”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志愿服务人数已达560余人次，开展了“清洁青藏线”“为藏羚羊保驾护航”“救助野生动物”等多种公益活动，形成全社会关注、关爱、保护可可西里这片人间净土的巨大合力。

　　除了参与集中巡山、反盗猎反盗采、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调查、日常巡护巡线等工作，有人笑言，五道梁保护站和索南达杰保护站不同的特点是，“一个做交警，一个做医护人员”。

　　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考问的是执着与担当，更需要坚持不懈与默默奉献。

　　天籁永续——
　　可可西里保护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今年7月7日，波兰克拉科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随着大会主席将木槌敲下，可可西里正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五十一处世界遗产，也填补了青海省世界遗产空白。

　　喜讯传来，多少人激动难眠！

　　“可可西里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不仅会让世界认识到其重要性，加大投入力度，而且，国际公约通过评估、监督、技术支持等，客观上会提高青海本地的保护水平和能力，管理也将更趋规范和严格”，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王湘国对记者强调。

　　“申遗是进一步深化对可可西里保护的过程，可以唤起更多人的关心和参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对记者竖起两根指头，“可可西里在两个方面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即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

　　他介绍道，前者包括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等大型有蹄类动物，以及200多种高等植物中约40%的青藏高原特有种，它们是青藏高原腹地典型生物类群的代表，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潜在的资源利用价值；后者则是由高耸的冰川雪山、宽广的湖泊、蜿蜒的河流、辽阔的草地、绚丽的气象等众多元素组合而成的各种雄伟壮丽的高原奇特风光，可可西里保护区内大于200平方公里的湖泊就有6个，大于1平方公里的多达107个，“‘千湖之地’的美誉，实在是当之无愧！”

　　可可西里申遗工作的开展，无疑是对以上珍贵生态资源保护的一次重大机遇。“通过申遗工作，藏羚羊等可可西里野生动植物资源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山水生态资源才能得到更好保护，也是青海省努力实现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的生动实践”，王湘国对记者表示。

　　“申遗不是目的，保护才是根本。”青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委书记、厅长姚宽一说，申遗成功无疑会提高可可西里的知名度和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加入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同时，政府也会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而且还会出台长期的和可持续的保护规章制度，为未来可可西里的保护工作提供更强的保障”。

　　建章立制，法治先行。

　　可可西里是无人区，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无法区”。正因为法治不彰，才滋生破坏乱象。所以，保护好可可西里，根本上还得有法可依。

　　2016年10月1日，青海省制定实施了《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明确了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规划以及保护利用和管理等内容，通过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全面提高了对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青海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简松山说。

　　为一个自然保护区、自然遗产地专门立法，青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同时，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可西里的保护，也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

　　“王哥”是可可西里基层保护站工作人员对王崴的亲切称呼。2013年夏天，作为玉树北京援建办的一员，他第一次来到可可西里，从此与这里结缘，“在我的印象里，王哥前前后后到保护区16次！”秋培扎西告诉记者。

　　16次踏上可可西里，不是为了观光，而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改善保护站的基建，让青藏公路沿线4个基层保护站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观；发现巡山队和驻站的车辆老旧，无偿捐赠了6辆福田皮卡车……最令秋培扎西印象深刻的是，“王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和自己的家人一样，他记着我们每一名队员的名字——我说的是每一名，同时记着每一名队员的家庭成员、家庭条件和相关信息，我觉得这并非是因为他有着超常的记忆力，而是从心底里惦记着可可西里，惦记着保护区的发展，惦记着坚守在这里的兄弟们！”

　　而令保护站工作人员“最有面子”的是，王崴每一次来，都会争取带一些新的朋友、新的面孔来，其意在帮保护区争取更多社会力量的关注与支持，而每一次他都会详细介绍保护区的情况、保护区最近的发展，以及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情况，最后总结性地说一句：“这一行，你们见到的人和事，一定会让各位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有前所未有的提高和升华！”

　　正是来自于全社会的关注与默默支持，可可西里的保护事业才会蒸蒸日上，步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位曾经神秘的“美丽的少女”，如今正在政府、社会各方的正视与重视下，走入更多人的视野。而始终坚守在高原的守护者，正在用两代人的生命与忠诚去守护。

　　自从主动申请加入可可西里的保护队伍行列以来，秋培扎西就郑重决定接过舅舅索南达杰的班，如今他已成为卓乃湖保护站的站长，与此同时，他也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记《西行日记》，而万里高原的苍茫壮阔，更赋予了这位汉子平静而动人的文笔：

　　6月8号，简单收拾好了行李，出发前往可可西里核心区卓乃湖保护站，巡山队每年为保障藏羚羊顺利产仔武装保护现场，坚守了20多年；

　　6月9号，经过两天的奔波，6名站员如期到达卓乃湖保护站，迎接我们的不是别人，是棕熊，看样子这位老兄在此吃喝拉撒数日，愣是没把自己当外人，上次留站的补给全被一扫而光；

　　6月10号，昨晚收拾好残局，胡乱对付了一下肚肠，就昏沉投入了海拔近5000米的梦乡，一觉醒来，虎子带着队员们开始修理几台发电机，修理机器也是每个巡山队员必修的科目；

　　7月1号至7月8号，今天我们操起针管穿起褂子，施救生病的小羊；

　　7月18号，给拉稀的小羊洗屁屁，然后又按摩了一段时间，好家伙，它舒服得直接睡着……

　　索南达杰用生命书写壮烈的诗篇，而秋培扎西正在用一生去践行承诺，这份承诺，也是所有可可西里守护者的心声：从最初肆无忌惮的非法盗采和血腥杀戮，到今天的国家级保护区、国家公园，再到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经过了漫长的从痛苦走向辉煌的道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面前，若没有更多的牺牲和舍得，没有一个又一个守护者的前赴后继，便不会在这无人的区域里书写出傲人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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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高原所简介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简称西北高原所）是以从事青藏高原生物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和应用开发研究）为主的公益性综合研究所。自建所以来，西北高原所始终以立足青藏高原、发展高原生物学事业为总体目标。研究所定位于高原生物的基础与应用研究，重点发展青藏高原生态与环境、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高值生态农牧业学科领域，解决相关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满足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保障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同时推动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历史沿革 

　　1961年4月1日 成立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生物研究所
　　1961年11月21日 改名为青海省生物研究所
　　1962年10月1日 改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1971年1月1日 隶属青海省，更名为青海省生物研究所
　　1979年7月19日 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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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陈世龙
编辑　｜　王文娟
整理　｜　姜文波